1989年底，我离休以后，就在绍兴县关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有关教育下一代的活动。其中有两件事是我牵的头：筹建绍兴县关心下一代协会办公室和发行“大江南北”杂志。
组织讲师团巡回演讲
1990年2月，县委发文建立县关心下一代协会，任命我为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在老县府内安排一间房子，向教育局借用了赵达轩、李伯祥两位校长。这样，连我三个人就把办公室的牌子挂了出去。当时，中关工委要求各地先“组织起来，活动起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各乡镇尽快建立关工委，在办公室的督促与指导下，各乡镇的关工委很快建立起来，并开展了工作。
首先组织讲师团，进学校、机关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演讲。我们聘请了周建南、项竹成等老教师，到斗门、袍谷、孙端等学校，去作革命传统报告。我自己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每次讲课前我都要认真写讲课稿，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六十余篇。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周奇同志一起，去秋瑾女子职业中学讲课。那天，刚好是寒潮袭来，冷风吹得我脑袋疼痛发胀，骑车到学校，嘴巴已张不开来。课后，校长要给我讲课费，我不肯收。他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我说我们讲课也有规定，他一定要把钱塞给我，我就说请你转送给困难的同学吧。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到1995年，关工委讲师团组织的报告会共有386场次。
1990年6月，关协改名为关工委，但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的，仍然是我们三个人。我在关协、关工委前后工作五年，天天准时上班，风雨无阻。有一次碰到卫生系统的一位离休干部，他问我：“你这样干，每月有多少津贴？”我说：“分文不取。”他感到奇怪，说：“现在还有噶种事体。”我却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
为杂志发行尽全力
2004年，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要我负责《大江南北》杂志的发行工作，我欣然接受，杂志社就聘请我为绍兴县联络站站长。
青少年大都集中在学校，我首先想到的是去县教育局。有一天，我找到了负责报刊发行工作的局党组副书记，希望他在发行会议上动员一下，最好能提出一个指导意见。但他说：“我现在每天收到的报刊杂志有一大堆，没空看，过一段时间，都进了废弃箱，要么，你自己去和领导讲。”在教育局碰了一个软钉子，我不甘心，继续向县委宣传部、文明办、团委和教研室，退休干部活动室等单位，一个一个地去宣传杂志，要求订购。但都说有困难，不愿意在自己系统推广。2004年，全县订购《大江南北》仅154份。
2005年，我去柯小了解情况，发现柯北一小红色网搞得很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学生主动进行自我教育，比听老师讲课印象要深刻得多。通过编写资料，提高了写作能力；而与革命老区的同学结对交朋友，赠书又捐款，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我鼓励他们要坚持下去，并不断地加以完善。事后，同学们以少先队的名义，给当时的省委书记习近平写信，并于同年七月收到有习近平同志亲笔签名的回信。此事，经《大江南北》杂志，《绍兴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的宣传报道，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和《大江南北》杂志社的领导为此来绍调研学校开展德育的情况，这些都为推动《大江南北》杂志的发行创造了条件。2006年杂志的征订量达到855份，其中学校462份，关工委360份。此后杂志的发行量每年都有增加。2015年达到2035份，连续三年被杂志社授予特等奖。
发行就是服务。开始阶段市区有不少老同志反映杂志收不到，我去邮局查询，回答是：“你们的杂志不是我们绍兴订的，无法追查。”不得已，我向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不久，邮局领导带着投递分局局长，到我家来访问。经过交谈达成两条协议，第一条杂志到达投递组后，要通知我前去核对，然后再发送。第二条，送不出去的杂志，不能“退回原处”，要交我处理，这样我就掌握了杂志的发行过程，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从此，我每个月都要到市城东望花、辕门、昌安、东街五个投递组去了解情况，处理问题，发行落到了实处。
从关协到今天，二十六年来，我兢兢业业、始终如一地努力工作。获得省、市、县关工委多次给予我先进工作者的称号，让我不敢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