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明清两代府城的绍兴（山阴、会稽两县），已经成为浙东地区的商品贸易中心。随着城镇手工业、商业经济的壮大及其专业化的发展，能对本行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商业道德上发挥行业规范、并协调行业内部关系作用的行业性商人组织，便开始在绍兴出现，如“越医”、“越药”闻名的绍兴药业在明清时期获得较大的发展，明清时期的绍兴府城多有药局、药店之设，并成立“药业会馆”；绍兴的纺织手工业向来发达，棉布商贸业随之兴隆，“布业会馆”在城内建立；绍兴是浙江钱庄业兴起较早、发展较快的城市，光绪初，山阴、会稽两县的钱庄已达40余家，“钱业会馆”随之建立。 

　　从光绪三十一年开始，山阴、会稽两县合组成立山会商务分会开始，到1949年11月绍兴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并接收市商会止，绍兴商会共存在了43年余。绍兴商会在进行各类商业活动中，其所产生的忘返文件，必然地形成为历史档案，辗转留存于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内。2013年，民国绍兴商会档案、被列入第三批《浙江省档案文献遗产评选名录》。 

　　民国元年（1912）1月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山会商务分会改称为绍兴商务分会，当年商会着手开展了对漓渚茧行、典当业、下方桥典当业、党山乡泰升典号的规范整顿工作，对税务、债款等作出相应规定。从县档案馆保存的293个民国时期商会案卷来看，民国时期商会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期间成立了箔庄业同业公会、鹿鸣纸同业公会、酱业同业公会等47个同业公会，至绍兴解放建立了50个同业公会，会员1500余人，其中以箔铺业同业公会发展最为壮大，有会员331人。除了继续以抱团取暖的方式进行商业调查、商情协调、商学研究、纠纷调息、物品改良为手段，促进行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还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绍兴等特殊时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五四运动期间，商会发动了商界积极支援、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抗日通告，为十九路军募捐，发起抗日献金运动，收缴与拍卖日货等；解放前夕，组织商团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国民党军队败退前的骚扰破坏，开展了临时救济工作。 

　　随着城镇手工业、商业经济的壮大及其专业化的发展，能对本行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商业道德上发挥行业规范、并协调行业内部关系作用的行业性商人组织，便开始在绍兴出现。如：以“越医”、“越药”闻名的绍兴药业在明清时期获得较大的发展，明清时期的绍兴府城多有药局、药店之设，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绍兴府城的药业界自发集资，在药王庙附近建成“药业会馆”；绍兴的纺织手工业向来发达，再加上鸦片战争后近邻宁波被辟为通商口岸，大批洋布从宁波经绍兴转销各地，山阴、会稽两县的棉布商贸业随之兴隆，光绪元年（1875年），“布业会馆”在城内建立；绍兴是浙江钱庄业兴起较早、发展较快的城市，至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不仅城区钱庄不断增多，农村集镇也多有钱庄设立，光绪初，山阴、会稽两县的钱庄已达40余家，遂有光绪十二年（1886）“钱业会馆”的建立。 

　　 这几个绍兴最早成立的工商业者组织，虽然仍沿用旧的“会馆”名称，但实际上已是基于市场经济，突破地域界限，建立在同行业联合之基础上的行业性商人团体。亦即经营同一类商品、或从事同一种行业的手工业、商业经营者,为维护或调节本行业的利益、调解行业内部矛盾而联合起来结成的团体。 

　　这些组织是传统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或者说它们在一定时期适应了传统工商业的发展。时代发展到近代，这类行业组织就跟不上社会及经济发展的步伐了——从外在的影响说，清末形成的全社会都热切学习西方的潮流下，中国商人和中国政府都从中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商会组织形式，以及商会在保护工商业者利益、发展工商业经济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从内在的动力说，清末的绍兴山、会两县，已有九埠十八镇之称，工商业经济的规模不断壮大，商品种类大为增加，行业进一步细分并增多，据调查统计，宣统年间，山、会县城已有米业、酒业、酱业、茶食业、南北货业、百货业、绸布业、钟表业、金银业、油烛业、茶漆业、铜锡业等74个行业，有米行、棉花行、煤油行、蔬菜行等417家行栈。手工业、商业经济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现代工业经济也已开始产生；从商人们本身而言，面对日益开放、融通和扩大的市场，商人们需要一个开放、融通，并超越行业局限的商人组织。而且，拥有如此规模的经济实力，商人们不仅逐渐认识到他们以及所从事的事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开始慢慢地直起身来，要以自己确认、社会确认、政府确认的独立身份，越来越大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要求各业联合起来，建立像欧美国家一样的商会，维护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