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朝田亩制度》起，这个政权就打着“地归天、人人平等”的旗号，把“贫富悬殊”当最大敌人。
分田、禁利、平均、集体，每一项都是“灭商”路线。
可洪仁玕提出：“富者可雇人，官可设公司。”
他要做的，不是补制度，而是反根基。
这一点，没人看不出来。
更要命的是，他还要清账。
兵饷混乱，粮道私吞，外派官员分肥成风，他在干王府设立“官员稽察局”，要账、查粮、定赏罚。
李秀成幕府很快送来一封密信，只有六个字：“干王，宜自重。”
意思是：别查到我头上。
洪仁玕回的更硬：“军功不可抵罪。”
自此，两府不通气。李、陈两王，开始绕开干王府自行调兵。
天京内部，已不是多中心，而是裂变。
而《资政新篇》不过写了一半，天国的刀，已经举起。
太平天国是神政，洪秀全是“天父次子”，话语不可违，内政靠诏书，军务靠“圣意”，谁动皇权就是“犯天条”。
可洪仁玕提议设“议政会”，主张“事无密旨者，可先试后报”。
这话一出，天王府沉默一日，隔天发火。
“干王误天命，务须谨言慎行。”
洪仁玕不退。他知道此刻若退，前功尽弃。
他派人去英领事馆谈“贸易协定”，请洋人医生入城办“西医院”，甚至设育婴堂、义学、公所。
有人指他“引夷人坏我纲常”。
他却在文书上写道：“我教本出西洋，何惧其术？”
有人说他疯了。也有人开始跟随他。
干王府门前开始排队，商人、洋人、汉人绅士都来问：“此政真能保我家业？”
他答：“若不如此，天国必亡。”
天王府大怒：“神人不可私议利。”
那月，干王的军粮拨款被李秀成卡住，京外八处官员被调回问话，府内仆从三日换两拨。
他看得懂，这是肃清信号。
可洪仁玕手上没有兵。他的兵，是制度，是愿意跟他的那些平民、读书人、商户。
他知道，这些人没刀，只有账簿，不是不知道危险。
可他说：“此书若不写完，我死不瞑目。”
于是他写——
设邮政，设银行，准设工厂，准雇佣，废爵位，官员按年议政，准私产，倡商业，条条都在天国律法之上。
再抄一遍，就是“叛乱”。
洪秀全不再见他。只派人传话：“干王病否？”
意思是，该退了。
李秀成的军队绕开天京西门，改驻外郊，陈玉成的营帐，也未再来朝见。
洪仁玕身边只剩十几人。有人劝他：“何不暂息？”
他答：“我不入地狱，谁入？”
此话记在副官手札上，第三天，那副官消失了。
太平天国不是不识变革。
只是，这场变革，要了它的命。
1859年，洪仁玕上奏设立“商税总局”，意图整顿太平天国内部混乱的财税体系。
从表面看，这不过是一个制度提案，实则却牵动朝中权力的根本利益。
太平军在全国征战多年，各地王府掌握大权者多以所辖地为“私藩”，税粮兵源皆由自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李秀成。
李秀成统领江南数省，掌兵权、控财权，自设关卡，自收税银，一度自制钱币、颁布章程，几近半独立王国。
他倚靠军功得势，自视为太平天国的“守成之柱”，对洪仁玕的文治主张极为警惕。
“商税总局”提议一出，意味着地方税收权需统一入京，由中央统筹分配。
这不止触犯李秀成一人，更让整个王权结构警觉：若干王得势，谁来分配利益？若干王削权，谁来维持军粮？
奏折送达天王府之后，并未像往常那样获得回复与讨论，而是被迅速驳回，理由简单却坚定：“军饷不可扰动。”
这是洪仁玕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体制内的沉默压制。
他仍不甘心，旋即提出折中方案，设“江南善后局”，试图将赈灾与财税并轨，以“赈灾之名”行“统一之实”。
但朝廷内部的制衡早已展开。李秀成和其他地方王府迅速表态反对，称“政局未定，战事方酣，不宜增设新局”，洪仁玕的建议再次被否决。
自此以后，干王府开始被系统性边缘化。
奏疏须经“内书房”初审，方可递入天王案前。
王府卫兵由原来的八十人削至二十，干王每日例行的政务接见次数锐减，表面上他仍是“首辅”，但权力已如水中之沙，握不住，聚不起。
这种制度性架空不动声色，却日益明显。文书、奏章、军机调令几乎绕开干王直接走王府路线。
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太平天国所有对外文告的落款，从“天王、干王共署”变为“天王钦定”。
洪仁玕逐渐明白，自己已从“制度设计者”变为“体制异类”。
提出的议会式制度、各级考核制度、官员年限制度，全数被搁置。
《资政新篇》的草拟因此中断三个月。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每条主张都必须斟酌：写了，是否会触怒地方？删了，是否就失了初衷？
这一年，洪仁玕做出重大修改：原本强调中央集权、设议政局、实施选举的部分大幅简化；财政统一改为“准入统一”，保留地方留成；
关于教会自由、雇佣制度、贸易开放的条文，也都改为“酌情施行”。
洪仁玕的妥协，不是理念的后退，而是求存的策略。
他明白，若再坚持“开矿由民、设局由官、设学教子”，那不是推动改革，而是加速失败。
现实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审判者。
写的是一部为未来准备的政纲，却要在一个并不容他的政权中活下来。
而现实的代价，是被权力排斥在核心之外。
每一次上奏、每一份修订，最终都由他人定夺，而他，已经无法更改这场制度内斗的剧本走向。
1862年，太平天国局势全面崩溃。
曾国藩率湘军东进，捻军逼近江淮，太平军节节败退，内部纷争却无缓解之势。
这一年，洪仁玕几乎彻底淡出政务，只埋首整理《资政新篇》。
这一版，去掉所有权力冲突字眼，仅保留制度轮廓，甚至删除了有关“选举”、“言论”与“教会自决”的章节，只保留实务性建议如“工商发展”、“官员量才录用”、“设洋学堂”等。
他已不为当政之人而写，而是为后世之中国而留。
草稿完成后，他亲自抄写三部，其一留王府，其二藏私邸，其三托传教士转交香港。
同年秋，洪仁玕被调往苏州，名义上为抚慰民心，实则遭边缘化。
离开天京时，已是大势已去，李秀成在南京内部权势日隆，陈玉成在外受命征战，而干王虽名义高位，却已成孤臣无援。
1864年，南京陷落前夕，洪仁玕在湖州被湘军俘虏。
他并未反抗，也无求饶，湘军将领将其解往曾国藩军前，曾国藩未立即行刑，而是命人搜查其随身之物。
在他的行囊中，搜出一册完整的《资政新篇》手稿。
曾国藩翻阅后无言良久，仅叹：“此人非乱臣贼子。”但最终，仍未能阻止洪仁玕被处死。
洪仁玕死后不久，南京陷落，天京城中干王府被彻底搜查，其余手稿尽毁。
太平天国覆灭，而《资政新篇》随之沉入历史暗流之中。
第三册手稿最终抵达香港，多年后，由英国传教士保存在香港一间图书馆内，被清末维新人士意外发现。
康有为在研读后称其为“中土自立之政纲”，梁启超更称其“破天荒之篇章”。
那是晚清改革的起点，也是洪仁玕思想重生的开始。
他失败于现实，却胜在历史，那部在刀锋之下书写的《资政新篇》，穿越了失败、背叛与死亡，最终在另一段历史中重新获得生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